2021年6月22日下午，天同律师事务所创始人、无讼网络科技创始人蒋勇律师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，享年50岁。蒋勇律师去世的消息成了微博热搜第一。一位法律人说：一个专业行业的巨人离开，第一次在这个浮夸的世界盖过了所有的明星，甚至盖过了高考放榜。
几乎所有的法律人，包括有律师，有法官检察官，有法务，也有法学院的学生，都知道和用过“无讼案例法规网”，他启动了法律人士的跨界流动，带动了律师界的法律科技创新，推动了律师界的律师合作创新……
2000年，在还有两年就可以从书记员转做法官的时候，蒋勇想离开最高院出去创业。此时的蒋勇担心身体健康问题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建议，医生建议他做自己内心想做的，不要纠结。于是，蒋勇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从最高院离职从事律师职业，并于2002年创办天同律师事务所。
蒋勇律师曾经说过，人生就像拉弹簧，要用尽全力地去探索极限。2015年7月3日，蒋勇律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：
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：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窗同门，从这个地方出发，奔赴的是中国法治这驾巨型机器上的不同岗位，扮演流水线上的不同角色，但共同的目的是推动这驾机器不断前进，正义不断实现。这正是我们来到这个法学院最初的梦想，也是我们将要去向的未来。
如果这样一个彼此信任、互相尊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得以实现，即便从这个法学院走出去的人四散天涯，我们也可以说：看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。
作者：蒋勇 来源：无讼阅读
作者按：最近，我有幸参加了中央政法委、司法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组织的“关于从优秀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、法官、检察官”的研讨会议。这些研讨表明，这方面的改革举措提速了！在为这项改革工作叫好的同时，我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在会议上谈了面对这项改革举措时，普通律师可能会有的心理感受。希望这些感受能够为改革的制定者提供参考，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，并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。做法官或许是法律人共同的终极职业理想，我期待，这个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：未来有那么一天，我可以回到法院，做真正的法官。我辞职离开曾经供职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有十几年了。无论是原来的老同事，还是现在的同行，最近都问我：“蒋律师，你看现在从律师中遴选法官这么热闹，你愿意回法院不？”每每这个时候，我的内心总涌动着非常多的情绪。“我愿意！”我一定会这样回答。因为做法官真的是法律人的终极职业理想。我们学法律，不就是为了定纷止争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吗？只有在法官这个职业上，这个理想才体现得最为充分。姜法官那篇流传甚广的《欢迎我们即将的新战友——商建刚法官》中有一句话，说“我愿意成为你，是律师对法官最大的尊重。”我觉得对律师来说，这个情结真的是很重的。然而，回答完那句“我愿意”，我可能马上又会加一句：“但是我不敢”。究竟是什么会让我如此纠结呢？让我“不敢”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第一个“不敢”，是对“法院能否独立行使审判权、法官是否真正具有崇高的职业荣誉感”尚存顾虑。法律人最终的职业理想就是做法官。可如果这个法官不是我理想中的法官，那我就会觉得，它不是我的理想，想去做法官的前提就不存在了。
第二个“不敢”，是不确定我的能力是否和法官职位匹配。
虽然我曾经在法院工作多年，离开后的这十几年里，我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法官思维带入到了做律师的过程中，但这两者毕竟不同。
律师写的是代理词、辩护词，法官写的是判决书、裁定书，律师的思维习惯和能力体系与法官职位并不匹配。这让我担心，如果离开律师队伍去做法官，我会不会适应不了法院。
我这样一个曾经做过法官的律师都会有这样的担心，对于那些从未在法院工作过的律师，可能更是如此。第三个“不敢”，是如果去了法院，法官同事的关系很难处。
首先，我如果一进法院就获得了很高的职级，法官同事会不会心理不平衡？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，在晋升机制上，给律师一个同等条件下对等的法官级别，由此做起，与其他法官一样，逐步晋升。其次，如果我被遴选为法官，法官们会不会觉得我占了他们的员额？在现有的员额制下，当律师进入法院，原来的法官就会觉得，我好不容易混了这么多年，刚好要从助审员转为员额制法官了，你来了，把我的指标占了。这自然会引发矛盾重重。
第四个“不敢”，是目前律师进法院还没能做到可进可出。我会担心，如果我去了法院又发现自己适应不了，选择离开，别人会不会说你当时去法院就是为了谋一个名声，现在出来是对法院的背叛？因此，在考虑遴选律师的同时，还需要考虑到律师可能的离开，让可进可退成为每个人的共识。第五个“不敢”，在于在这个年龄，还有好多律师行业可做的事情我还没做。
我的律师事务所，和我们在“互联网+法律”方面的尝试，都正在做着，并且小有成果。我自然希望把这些事再干一干，干到一定年龄后，再去做法官。 事实上，你看国外那些大法官，很多都是60岁以后才开始做的，然后任职终身。我也希望我到60岁以后，还能到法院坐堂问案。而且，我那时的处世之道和人生感悟也会和今天不一样。人生就是这样子的，年龄与思想成熟度往往是成正比的。法官这个职业，恰恰是需要年龄带来的境界和阅历的。我们为什么要限定45岁以下的律师才能被选拔为法官，并且限定法官60岁退休呢？这样的规定为律师进入法院设置了障碍，其实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。当然，除了上述五个原因，律师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顾虑。比如说户籍的问题，如果进入法院的律师没有北京户口，他的子女上学，包括买房买车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组织部门的综合考虑？比如说公务员考试的问题，如果是律师去做法官，是不是可以免去笔试环节，解除律师做法官的后顾之忧？正因为以上种种顾虑的存在，让两个职业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奇妙的二律背反现象：口头上，据北京的一次调研结果显示，大多数法官会说，我不愿意去做律师；大多数律师表示，我愿意去做法官；现实中却相反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法官辞职“如潮水”，从律师中遴选法官却“门可罗雀”。究其原因，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句话，就是司法人才的内外平衡问题没有做好。无论是体制内的法官、检察官，还是体制外的律师，在培养机制、晋升机制、薪酬待遇、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不均衡。只要不均衡，就会出现这种在理想上，我们很多律师愿意去做法官，但面对现实生活压力，很多法官又想去做律师的奇怪现象。作为普通律师，我们渴望这个问题在有生之年尽快得到解决。我们也期待着，随着这次司法改革的推进，能够切实享受到改革带给所有律师和所有法律人的新气象。若干年后，如果法官真的成为了最受尊重的职业，那么今天讨论的这个遴选律师做法官的文件，也许会是一个里程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愿意：回到法院，做一名真正的法官。 往期文章：两名律所主任离世讣告震惊法律圈：三张图片揭示律师的真实生存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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